大量上访人员涌进北京他们不仅聚居成村落，更成为北京的“麻烦”。高峰时同时在京的上访人员多达两三万人，他们涌到各国家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由于信访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焦虑和愤怒，上访行为趋于激进，甚至出现闯中南海、游行示威等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与此同时，一些失望的上访者到各国驻华使馆上访，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一）“闯门”

 

    “闯门”意思是闯中南海、万寿路、东郊民巷等国家机关和领导人驻地。闯门能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给地方政府“抹黑”，可能会得到地方的重视。例如，2005年12月28日，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位青年的家属冲击新华门，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无辜被判刑入狱，已经上访多年，四位家长和执勤武警发生冲突，两位被行政拘留。但他们的行为也换来了河北省高级法院的重视，12月30日，河北高院就到沧州监狱提审了案件真凶的举报人，这是河北高院近12年来第一次如此重视这个案件。

 

    对于从上访村出发的上访者而言，上访的路径有多条，比如去中央电视台、万寿路等地。以去中南海为例，“闯门”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站，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清晨六七点钟，大家来到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的胡同口聚集，在这里相互交流信息，询问哪里接待的态度好，哪里去的人最多，商量去哪里。老乡是集体行动的一个纽带，一些省份的上访者在这里集合出发。如果是新上访者，这里是一个大课堂，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也可以跟着别人去上访。自从2007年3月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改朝北以后，集合点也改在了胡同口的北端。

 

    第二站，20路公共汽车站。在2007年3月东庄社区封闭之前，从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胡同口出发向东，穿过通往火车南站的弯弯曲曲的狭窄的胡同，就来到了20路公共汽车站。清晨涌上20路公共汽车的一多半是上访者。

 

    上访者坐公共汽车大都不买票，这是一个多年的传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来京上访的人如果找错了地方，接待单位通常会发给一张小小的路条，路条指向别的接待单位，上访者拿着这张路条乘公共汽车不用买票。这个制度的形成从来没有一个正式公布的文件，但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售票员也大都能看出上访者的身份，只要说一声“上访的”，不买票售票员也不会说什么。

 

    第三站，前门。乘公共汽车大约20分钟就到达前门，这是一个中转站，有的上访者从这里转车去中纪委。有的上访者目的就是天安门广场，比如向国旗下跪等。有的上访者从前门往北走不远就到天安门广场，然后折向东，老访民都知道，他们是去温家宝家了。有的上访者转车去使馆区到各国使馆上访。

 

    第四站，新华门等敏感地带。还有一部分去中南海，沿着广场东侧往北，在便衣和武警的注视下（他们几乎一眼就能识别上访者），穿过广场东北角的地下通道，走到红墙边上，来到新华门。闯门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大部分上访者不敢闯过警戒线，一旦闯过警戒线就可能被北京警方拘留甚至地方政府劳动教养。在最高法院门口，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门前也大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上访者打出旗帜，呼喊口号，或者和武警发生冲突。

 

    第五站，府右街等派出所。新华门门前的温和的上访者等待着警车把他们接走。派出所把他们的上访材料登记下来，拍张照片，这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上访。这里的记录应该上报，可能对地方政府是一种压力。对于激烈的上访者，派出所可能把他们拘留，然后交给有关地方政府，有的人可能会在判刑或劳教。

 

    随着天安门分局处理“闯门”的上访者技术越来越娴熟，访民们闯门引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小。通常，一个上访者刚到天安门附近就会被值勤警察辨认出来，未等他们来到新华门等敏感地带他们可能就已经被带走。但尽管这样，一些访民为了让地方政府受罚（敏感地带出现了闯门的访民，访民所在的地方政府要挨罚）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敏感地带，做出激烈举动，当然，他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从2007年散见的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

 

        2007年1月，大连市公安局公布了部分违法上访者的名单：[1]

 

    “上访人聂某，2006年12月11日进京到东交民巷等非正常上访地区上访，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根据聂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给予聂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

 

    上访人张某，2006年10月7日进京到中央电视台上访，严重扰乱了中央电视台的正常办公秩序。根据张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张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

 

    上访人徐某、李某，2006年12月26日结伴来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串联上访，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扰乱了中南海地区的公共秩序。根据徐某、李某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和李某予以行政拘留。”

 

        2007年2月2日西安晚报报道，“户县天桥乡刘家庄村南组女村民贾清贤，2004年2月因扰乱单位秩序被行政拘留，此后又多次进京缠访，社会影响极坏。从2006年开始，贾又多次在省、市政府门前闹访，严重干扰了党政机关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西安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对贾清贤劳动教养一年。灞桥区违法上访人封西霞2004年11月以来，多次在北京重点地区缠访闹访、滞留不走，被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2007年4月，河南省安阳县党建网公布了一起“非法上访”事件，[2]该县曲沟镇派出所对陈家井村一起非法赴京上访人员进行了拘留。据该网站报道，“姬生英，女，1961年出生，家住曲沟镇陈家井村，丈夫马建德。2006车4月23日，因家庭琐事马建德与高秀芹(其兄嫂)发生争吵，后高秀芹之子马驹来与马建德发生殴打。经法医鉴定马建德与马驹分别构成轻微伤。我镇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双方各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姬生英不服向安阳县公安局申请复议，安阳县公安局维持了原决定。姬生英不服复议决定又向安阳县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院均维持了原判。姬生英在终审判决后，理应服从判决，但其因所谓的‘争一口气’继而违法上访。于2007年3月26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上访被广场公安分局抓获，其行为已违反了《信访条例》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安阳县公安局于2007年3月28日依法对其实施了拘留。”

　　

    （二）游行示威

 

        2005年4月26日晚上七点，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门前，一位戴白帽的穆斯林老人拿着喇叭吆喝大家明天一起去全国人大游行。他身后墙上挂着一个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一首诗，“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锦涛），百姓冤枉大于天”等等。

 

    他说百姓有冤不是个别问题，号召大家不要光顾个人的利益，应该团结起来，必须采取更为激烈的行为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已经做好准备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刑或者劳教，但我不怕，愿意带领大家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说。

 

    他要求大家前来登记报名，并且每个人捐助一元钱用以购买宣传横幅等。为了避免被误解为骗钱，他一再向众人强调自己不会骗人，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他公布自己的身份证，讲述自己曾经的上访经历。

 

    这是一起普通的游行示威发起过程，后来4月27日上午天安门附近果然发生了游行。每到两会、国庆节、某外国领导人来访等各种带有政治意义的日子，上访村都会酝酿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

 

    由于游行示威直接影响首都社会稳定，组织者冒着很大的法律风险。2005年以后，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大都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比如，号召大家在同一天去天安门广场“纪念毛主席”，号召大家同一天去参观“人权展览”，在地上抛撒纸条，上面凌乱地写着“x月x日，时间x，地点x”，号召大家去北京饭店“散步”（当天台湾一位政治人物访问大陆住宿该饭店）等等。

 

    根据媒体报道，从2003年到2006年，北京已经发生了多起上访者组织的游行示威：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上午，百余名上访人员手拿上访材料，身穿上访状衣欲进入天安门广场地区聚集喊冤，反映各自的问题。事后，组织者孙舒萍、吴大明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予以刑事拘留。３２岁的孙舒萍是新疆人，汉族，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开始，因自家财产纠纷问题，对原籍法院处理不满来京上访。４６岁的吴大明是四川人，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开始，因债务纠纷问题，对当地法院判决不满来京上访。示威前，孙舒萍写了《公民游行申请》，称自己是“万人冤民代表”，并与吴大明多次在信访接待站以张贴、散发游行申请，口头通知等方式串联其他上访人员，约定１２月１２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集合。１２月９日，孙舒萍向公安机关递交了游行申请，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有关规定未予批准。但孙舒萍、吴大明继续组织聚集，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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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陕西人张尚中（男，５１岁，因拆迁问题于三年前开始上访，仅去年就来京上访６次），内蒙古人赵凤材（男，５３岁，因债务纠纷来京上访）联合几十名各地上访人员欲到钓鱼台国宾馆上访，被执勤民警劝阻，带他们到有关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经查，张尚中、赵凤材两人组织这些上访人员，是想借人多势众，达到自己的上访目的。后张尚中、赵凤材被海淀公安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4]

 

        2005年7月15日上午，长春、四平、白城等地19名上访人聚集在北京南站，胸前挂着印有“喊冤、没饭吃”等不同内容的牌子，从北京南站出发，经宣武区、西城区、天安门往中南海方向行进。他们行至西单图书大厦门前时，被北京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截获。“派出所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刑侦总队、吉林省公安厅朱静工作站共同研究，认定这19人为非法聚集、游行示威，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有关规定，北京市公安局西长安街派出所决定于2005年7月16日对这19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 [5]

 

        2006年9月27日，陈恩娟等上海20多名上访者到北京向市公安局申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拟呼喊口号支持中央反腐败行动。不过，游行申请未获批准。[6]

 

        2006年6月12日，石家庄市一些上访者到北京上访，“在重要区域非法聚集，扰乱公共秩序，被北京警方给予行政拘留处罚。”[7]

 

        2006年12月17日，大连上访人周某组织数十人进行集体上访，策划集会、示威。“周某的行为违反了《集会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给予周某行政拘留10日处罚。”[8]

 

    为了维护首都秩序，2007年两会期间，公安部选择进京上访突出的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派出接访督导组，坚持接访、督办和指导工作三管齐下，全面推进当地信访工作。同时强化各级公安信访部门自身建设，强调要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强化工作措施，确保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出现群众进京到部上访的高峰，确保不出现影响全国“两会”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公安信访问题。

 

    （三）“告洋状”

 

        2006年1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中国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中国人权展”，“重现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实现人权的斗争历程，宣示中国近年来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可能令主办者始料未及的是，从21日开始，大量上访者来到人权展厅，有的访民集体穿着同样文字内容的状衣，甚至呼喊口号。从23日开始，展览主办方做出新规定，只允许团体参观，不接待个人参观。

 

    上访者的做法通俗称为“告洋状”。中国特色的权力体制决定了领导批示对解决问题最有效，所以大量访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寻求领导批示。为了得到罕见的领导批示，他们得想方设法引起领导的关注，“闯门”（包括拦车喊冤）、游行示威、“告洋状”都是基本策略。这些策略有一个共同的主线——上头越是在乎什么，就越制造什么样的问题。上面要稳定，所以要申请游行；上面要“人权的国际形象”，所以要到外国使馆闹；上面要奥运会成功举办，所以要在奥运期间集中上访。

 

    从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告洋状”的一些事件：

 

        2006年9月11日，西安西北电建四公司上访者陈宝林在某国大使馆门前，将该馆一辆高级轿车后挡风玻璃砸烂，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14天。2006年12月25日，公安灞桥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将其逮捕，灞桥区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2月30日以损害公司财物罪将其批捕。[9]

 

        2006年1月27日、2月14日、4月2日、4月11日、5月31日，河南省三门峡市王老太先后5次与其他上访人员一起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加拿大使馆后门、联合国人权组织避难署后门等处上访。王老太“手举上访材料，跪地喊冤，在执勤人员和警察的多次劝阻下，王老太等人声称要求避难，手举材料继续滞留在使馆区，严重影响了使馆区的正常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三门峡市法院审理后认为，“王老太长期非法上访被多次行政处罚后，仍不思悔改，多次到国外驻华机构等处非法上访，扰乱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情节严重，损害国家和政府形象，社会危害大，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10]

 

        2006年10月17日，大连上访者母子二人到外国驻华大使馆，打标语、呼喊口号，“扰乱了大使馆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给予李某行政拘留15日处罚。

 

 

    附录：上访村日记（见本日志分类先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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