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漫漫上访路
那些多年上访者初始上访原因主要有两大类：历史遗留问题和司法个案。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待遇和落实政策问题，国有化造成私人财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遭遇的不公正，等等。历史遗留问题是1980年代初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几乎不可能实现正义。司法个案则主要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产生的司法不公问题，包括刑事案件的受害人要求追究某犯罪嫌疑人的责任，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认为自己冤枉，民事案件当时认为判决不公等等。最极端的一个民事案件能经历各级法院47个裁决。
他们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官僚主义推诿导致错错了最早处理问题的时机。本来问题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有关部门能认真解决，通常总是能找到解决途径的。等到上访者已经上访了几年引起上级重视以后，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解决起来很难，因此就可能成为陈年积案。第二，他们在上访路上遭遇越来越多地不公正。上访会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有可能受到报复。2003年之前，老访民一直是收容遣送的对象，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之后，他们继续受到接访者的遣返，遣返过程中可能发生非法拘禁、殴打等现象，很多老访民上访多年以后主要上访事项已经不再是最初的起因，而是上访途中遭遇到不公正。第三，个性原因。上访者上访时间长短、上访行为的激烈程度通常与其受到的冤屈未必成正比，而是和其个性顽强程度成正比。有部分上访者不仅得不到社会的正义，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这使得他们难以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第四，乡土社会的面子。访民们来到北京上访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如果上访多年却得不到任何结果，如果就此放弃他们会觉得“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宁愿执着上访给自己一点希望，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忍气吞声。一些上访者在上访途中渐渐远离了家乡，他们在北京打工在北京生活，有的可能再也不会回去。
老上访者几乎是中国社会最苦难的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可能有最穷的人，但穷人也可能是快乐的；一个社会可能有各种承受了意外灾祸的人，但他们的受难情节也只是暂时的。然而，走在上访路上的多年上访者很多年几乎不断地受到伤害。
2005年4月，上访村流传着这样一个“上访公民名单”，这是一个30页的统计表，统计了上访村430个上访者的经历。根据这个统计材料，这430个访民中，被拘留或者非法关押（无正式法律手续）过一次的有53人，被拘留或非法关押两次以上的18人，被劳教过的13人，被判刑的6人。在这个统计中，有8个人遭遇了拘留、劳教等两种以上的拘禁，如果他们有了被劳教或者判刑的经历，拘留或者非法关押的经历就不再统计在内。总之，在这430人中，有90人被拘留、非法关押、劳教或判刑过。也就是说，上访村居住的访民有21%的在上访过程中被限制过人身自由。
故事之一： 郝文忠的上访路——历史深处的伤痕
郝文忠从文革结束开始上访，一直到2007年3月被送进精神病院，三十多年上访历程中有超过200次失去人身自由。她是上访村一个活的标本，一生再也走不出历史的伤痕。
第一次来到北京
郝文忠来到北京上访是因为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1969年12月2日对于郝文忠的丈夫突然被带走。郝文忠说，他们得罪过的人联合起来说她丈夫是“黑帮黑线黑干将大毒草”。“他被仇人们批斗了一整晚，第二天就死了。12月3日，不仅不让家人见到尸体，还不准我继续上班，诬陷我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孩子上学也受气，九岁的儿子也被批斗挨整挨打，我也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
由于是反革命抬不起头来，直到文革结束后，1976年郝文忠开始找当地政府讨说法，找了厂部、公安局、信访部门，直到1977年也没有结果，性格刚烈的她因此和很多地方官员吵架。1977年9月12号，郝文忠第一次来到北京上访。来之前在家没对周围人说实话，一个人悄悄坐火车来的。郝文忠把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她说，“到北京那天正好赶上礼拜六，毛主席去世刚过一周年，信访办不上班，就在车站蹲到礼拜一。”礼拜一到了国务院信访办，接待员听了她的诉说，让她回家等消息。
“在北京待了3、4天后，手里没钱了，在饭馆里捡剩饭的时候被收容遣送回去了。回家后，邻居就告诉我，你去北京后有天晚上，国务院（信访办）打长途电话到了厂里，政委他们害怕了，开了党委会。我找到工厂的人问国务院的电话怎么说，那人就说没有人来过电话，我说就是9月12号晚上打的，厂里就说是打过了，但是没有听清楚，线路不好。始终就是不告诉我电话里面是什么内容。”
1978年秋天，郝文忠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她接到了《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场党字（78）35号》文件，文件把她丈夫定性为一般土匪，有过“四个血债”等历史问题，“参与过活埋共产党干部，但是对农场建设有贡献，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免于处分，按干部病故死亡对待”。接着给了她丈夫一个死亡待遇，《死亡待遇协议书》中给她丈夫定性为“正常死亡”，并提出要补偿九百多块钱。
但是郝文忠说她不要钱，她要一个理：“畏罪自杀没有定罪结论，病故死亡没有诊断书，四个血债没有具体案情，一切都含混不清，这怎么就算完了？”
漫漫上访路
1978年10月，郝文忠第二次来到北京。她说国务院信访办的一位处长告诉她回家等消息，承诺他们会下去认真调查。她在接济站住了50多天以后回到家里。
但是，郝文忠期待的平反一直没有到来。直到1983年郝文忠看到了农场的一份文件时才知道， 1979年国务院信访办调查的时候，农场方面作出《中共黑龙江省跃进农场委员会文件》场字（79）110号文件递交给省和中央信访部门，对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解答，认定她丈夫属于自杀，认定她丈夫有四条人命等历史政治问题。国务院信访办正是依据这份文件给她的丈夫定了性，以后不再管她了。
1979年冬天，郝文忠再次来到北京。这次她被归为“无理取闹”一类，被送进了德胜门收容所。“在德胜门收容所，我被薅着头发照相。一个房间五六十人，大门紧锁，屎尿都是拉在屋里，溢出来后，地上都是，气味及其难闻，人都喘不过气来。一天两顿饭，窝窝头白菜汤，一天放风两次。晚上一个挨一个睡在地上，就和睡在马路上一样，没有被褥，有床和被褥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为此我后来在中南海上访的时候还专门反映过收容所的环境问题。第一次住了一个礼拜，然后被送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就叫下车，哈尔滨也不管，我马上就回北京了。”
1979年以后郝文忠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回老家去了。“接济站不能住以后就蹲机关大门口，全国人大门口，胡耀邦门口，彭真门口，王震门口都呆过，当时的永定门就有好多搭小棚子的上访户。”
她开始闯中南海、新华门等地，每闯一次就被抓一次，几乎每次刚出来不久，就马上因为闯中南海等又被抓进去。至于被关押过多少次，郝文忠不识字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她说有一次一位律师帮她回忆整理，统计结果是，在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郝文忠被收容、拘留、关精神病院共计199次，在收容所、拘留所和精神病院的时间加起来超过12年。
“大概是1985年吧，我把自己家的草房卖了，当上访路费。本来是大儿子的房子，后来大儿子工作了，住工人宿舍，就把房子卖了，3间草房带院子总共卖了500块钱。”郝文中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家就没了。”
1989年秋天，郝文忠第一次被送到精神病院。“大兴县公安局把我送到齐齐哈尔关押精神病人的屋里。一个屋里10个人，9个精神病，打人骂人，不让睡觉。我就砸门，看门的就说，老太太，别砸了，现在没有当官的，等当官的来了我告诉你。等到所长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砸门，我说我是上访的，凭什么把我圈到这里。所长问你是上访的吗？我说是啊，给他看材料，他就把门打开放我出来，给了两个馒头，把我送出去了。以后还进去过几次，加起来一共五次，每次进去的时候我都要入院手续，出去的时候要出院手续，但是院方就是不给。医生都知道我不是精神病，就对我说，老郝，有什么要求就吱声。”200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给她检查后的鉴定结论是“目前未见明显精神异常”。
“1995年8月大兴县公安局从天安门派出所把我接回去后送到昌平收容所，列入重点号关押15天，我在收容所里发了重病，上吐下泻，得下脑血栓。1997年3月拦乔石的车被收容，关押50天后脑血栓病发，收容所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治疗，花了3千多块。”郝文忠补充说，“都是国家花的钱。”
“2002年16大前夕被关在昌平收容所，我一口气砸了24块玻璃。所里上上下下也基本知道我的案情，也没有太为难我。砸玻璃这次关了一个多月，然后遣送出北京，到了吉林就把人哄下去。下了火车，我就跟着警察上了返程火车，一路上警察也不管我。”
“由于在收容所的次数多了，那些工作人员也不为难我，保证我能吃饭喝水，后来，再遣送回地方政府也不管了，齐齐哈尔当地纪委书记曾告诉我，老郝，可别回来了，危险。意思是在这边会有很多打击报复，遣送最多的是送到哈尔滨，齐齐哈尔还去过两次，剩下都是送到省里，省里后来也不愿接待了。01年前后遣送的时候，送到哈尔滨没有人要，送到内蒙古没有人要，大兴县也不接受，13处一查，我的户口没有了。”
“一个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后，收容所取消了。”
“2003年11月因为在天安门撒传单，11月25日起到12月25日止，被派出所关押在看守所，最终给了半个月的拘留手续, 打电话让我闺女把我接出去。”
幸福街的生活
郝文忠在她的谈话中讲到了她的儿子和女儿。郝文忠说，第一个丈夫被打死以后，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又和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人结婚了。1980年郝文忠在北京上访期间生了一个小孩，生小孩是中办送到医院里面去的，医药费也是他们掏了，小孩取名郝京生。1985年丈夫不满意她经常上访，于是离婚了。1988年上访的时候在北京和大兴一个农场工人结了婚，这也正是为什么郝文忠有时候被拘捕以后送到大兴的原因。但这次婚姻也没能让郝文忠安定下来，结婚不久，她就在一次上访过程中被收容。1993年在郝文忠被收容期间，第三个丈夫因强奸罪被判处15年徒刑，这次婚姻又结束了。现在几个孩子都有了家庭了，他们有时候也会来看望母亲，但郝文忠尽量避免和他们来往，因为她担心自己连累孩子们。
“我年纪大了，现在在上访村租了两间房子，有一些床铺，租给上访的人住，一间一张床3块钱一天，还有一间一张床5块钱一天。不过上访的都没有什么钱，好多人住了交不起，最近两个月反而还亏了900块钱，小女儿给钱，才继续把房租交上。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收拾屋子，整理材料，寄信，到处转转，偶尔去撒传单。”
“2005年春节是在这个小院子里过的，我和毁容了的姐妹俩个带着孩子，和昨天挨打的老太太一起包饺子。我稍微有点收入，就买了点肉，买了点面，5个人就算过了个年。也不出去闹了，闹也不解决，过年好过赖过图个消停。现在没有收容所了，如果出去闹，也要关在公安局派出所，饿半天，冻半天，也没有个安逸。现在的信访办门口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在门前站成两排，老太太一进去，他们就把人推来推去，人根本吃不消。国务院信访办进不去，不去闯干等着也不行，去别的地方又叫闹事。”
无法愈合的伤痕
郝文忠为上访付出了巨大代价。“上访这么多年，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家没有了，房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郝文忠轻轻叹息。
但是，她不愿放弃。“儿子也跟我这么讲过，说别打了，冤就冤了，都这么多年了，回来享受一下晚年吧。”
“但是”，郝文忠坚定地说，“我告诉儿子，别这么说，如果这么说，我们就划清界限，我们互不认识，你也不是我儿子，我也不是你妈。我们的这个问题不是工作问题，工资问题，房子问题，土地问题，咱们这个是政治问题，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运动，来了运动，我们全家又要受害，要挨整，几百辈子都翻不过身来，几十代都要背的黑锅啊。别的问题，我早就不告了，这是政治问题，必须要翻过来，除非红旗倒了或者我死了就再也不告了。有黑材料存在，人走到哪里，黑材料跟到哪里，哪一天来运动了，就受害了。因为这次对话，我和孩子就不来往了。这么多年了，不能再连累孩子，也就不和孩子来往了。以后就看吧，看上面开不开恩，反正希望也不大。这辈子也就死在这条路上了，死也要死在中南海门口。”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一切在郝文忠眼里都不曾发生过，直到今天，郝文忠讲起自己上访的经历，仍然习惯于说一些古怪的政治话语，她记忆中的中国是文革的中国，她的一生再也难以走出历史的阴影。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这一天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中纪委等各国家机关都不上班，郝文忠又不甘心在家呆着，一大早来到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胡同口，跟几个访民一起“去总理家”。
如果没有意外郝文忠应当中午就能回家，但她直到下午六点多才回来。老太太轻描淡写地说，到了总理家门口，他们填了一张表，然后被带上警车送到马家楼（国家信访局的信访接待中心），中午免费吃了顿饭，两个馒头一包榨菜，下午四点半被放了出来。
时光进入2007年，郝文忠似乎越来越感到生命的短促，她不能再满足于“撒撒传单”，过节的时候“给总理拜年”这种上访方式了，她需要用新的方式引起“上边”的重视。1月10和26日，郝文忠和其他几位访民一起在天安门两次拦截公共汽车。第一次她被拘留了两天，一个民警答应他给领导汇报。等了两个星期没有结果，她再次拦截公共汽车，据说，她当时钻到了公共汽车底下。
2007年3月20日，郝文忠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2008年9月奥运之后，在女儿交了5万元“不再上访”的保证金之后被释放。
故事之二 ：盛其芳——退休后的维权者
盛其芳的上访路
来自吉林的盛其芳是一位退休公务员，自从8年前开始代理一个行政案之后，他逐渐成了上访村中一个职业化的维权者。他写下了很多对上访问题的分析文章，组织编写了《冤民泪》、《三千冤民联名反对新信访条例》等材料。盛其芳还代理访民写诉状，他说，他已经为访民义务写了58份诉状。
导致盛其芳走上上访路的，是他的当事人马继云为四轮车案打了16年的官司。
四轮车案发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1989年10月31日深夜，王旭龙等5人在马继云及其家人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擅自开着马继云家的四轮车将某人的原煤偷走两车。四方台派出所很快将作案的这5个人抓获，并扣留了四轮车。
扣车当天，办案人经过调查，证明盗窃原煤与车主无关。但是，盗煤者被拘留15天后释放了，而四轮车却一直被扣在派出所。
1990年3月10日，马继云起诉至四方台区法院，要求派出所返还四轮车并对派出所非法用车造成四轮车零件损坏进行修复，以及赔偿超期扣车造成的误工损失。
1990年6月21日，法院在遗漏马继云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做出一审判决：松江—12拖拉机还给原告王贵平（马继云二儿子）；对原告要求拖拉机的修复、扣押期间的经济损失不予支持。
马继云不服一审判决，以派出所超限扣押并非法使用四轮车为由，上诉至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年7月18日，双鸭山市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继云不服此终审判决，向双鸭山市中院申诉，经该院监审庭再审和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做出民事裁定，撤销了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此案。
四方台区法院重审后做出判决：松江—12型拖拉机返还原告王贵平，扣押车辆期间损失由盗煤的王旭龙等5人共同赔偿2160元。但法院对派出所非法用车的事实，仍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认定。
马继云不服判决，继续要求法院依法确认派出所系超限扣押和非法用车并赔偿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程序上诉和申诉。
1991年4月29日，马继云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公安机关超期扣押和非法用车的行政侵权行为。
1998年年6月22日，该院作出裁定，以“公安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王旭龙等5人而不是马继云，故马继云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和“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1989年10月31日作出的，而行政诉讼法是1990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对于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行为只能适用当时的法律予以审理”为由，不予受理马继云的行政起诉。
马继云不服这份裁定，上诉到双鸭山市中院，当年8月27日，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了原裁定。之后，马继云走上了申诉之路。省、市两院经复查以同样理由驳回其申诉。2002年以后，盛其芳和马继云经常到北京申诉。
马继云确实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公安局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在办案过程中，以种种理由扣押并非涉案人员的财物，甚至任意非法使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根据现行的法律，办案过程中公安局扣押财物，算是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属于行政处罚范围，又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对于当事人来讲，这是一处法律的空白，很多地方公安局非法扣押财物，地方法院都是不予立案，当事人只是忍气吞声。
从1995年起，马继云因为上访多次被收容教育、拘留。2002年10月24日，马继云被双鸭山市“收容教育”三个月。马继云上访的事由已经不只是四轮车案，还包括她多次人身自由受到侵害。
三千冤民联名信
2005年5月1日是新《信访条例》实施的第一天。这天盛其芳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一份三千访民的联名信寄出，这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信访条例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
这是一个装订精美的16开大本，绿色的封面上方印着一个巨大的红色国徽，国徽下面是建议的摘要：“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第431号《信访条例》因涉嫌违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的立法精神，特向全国过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请审议，并予以废止。3000冤民联名。”
这封建议书写道：
“……然而，那些靠钱买官做，有权卖官的贪官污吏和那些靠着司法腐败活着的庇护者，竟然把夹缝中的弱势群体诬蔑为刁民！对此，笔者认为，没有刁官，哪来刁民？刁民是刁官逼出来的！要想追究冤民过激行为的刑责？倒不如首先追究那些枉法渎职、暴力截访并鱼肉人民故意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罪责！……95年我国发布的第185号《信访条例》，自96年1月1日施行的第一天，就是一份乱世扰民的违宪条例横行社会。该条例实施十年来，有多少无辜公民被收容遣送，有多少为行使检举、控告等正当权利的公民被非法拘禁和劳动教养，有多少受害的冤民在不明不白中被打伤、致残甚至死亡！显见，那些为混饭吃的官员、专家、学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站在什么立场，竟然打着规范信访行为的幌子，作出超越宪法框架，又跨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侵权规定。……新的信访条例和旧条例相比虽有较大突破和进步，但仍未超脱司法腐败的‘死角’，因此，它的出台，仍然无法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仍然无法保障法律最后底线的实现。”
建议书文字内容只有6页，后面附的是688个身份证复印件和2312个签名。
给中央领导写信、编顺口溜为访民呼吁几乎成了盛其芳生活的全部。2003年他曾写信给媒体提出黑龙江省信访收容制度违宪，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刊出了盛其芳和马继云的照片，后来黑龙江省废止了该制度，这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
故事之三 五次死刑判决背后的十二年上访路
2005年12月28日中午，四位来自河北承德的农民打着“十年冤案寻找青天”的横幅，冲过新华门的警戒线。很快他们被警察带到西城公安分局拘留了。这四位农民是来北京为他们的儿子喊冤，他们的孩子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先后被判处五次死刑，至今仍在狱中。十多年来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停地奔波上访，曾经无数次被抓捕被关押。
一个漫长的故事
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河北省承德市发生了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案，其中第二起抢劫案现场就在市郊的庄头营村边上。当年10月30日，庄头营村村民陈国清因涉嫌与本村一个女孩的纠纷被带到了派出所，急于破案的专案组试图从这位“问题青年”身上找到凶杀案的突破口，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陈国清招供是他抢劫杀死了出租车司机，而且还陆续供出了二十多个“同案犯”。又经过持续的刑讯逼供，警方最终圈定了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承德市公安局专案组为侦破此案立功受奖。
但四人在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审时屡次翻供，关键证据矛盾重重，直到1996年8月承德市中级法院才第一次开庭审判。四位被告人法庭上坚决否认自己抢劫杀人，证明自己没有做案时间，异口同声地说先前供述是因为残酷的刑讯逼供。在证据疑点重重的情况下，承德中院一审判处四位被告人死刑。他们上诉，河北省高级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理由发回重审，并提出了一系列疑点。承德市中级法院再次审判，在没有排除任何疑点的情况下依然判死刑。他们再上诉，再发回重审，同一个审判长第三次判处被告人死刑；再上诉，发回，第四次判处两个死刑一个死缓一个无期。2000年10月他们第四次上诉。2003年7月，河北省高级法院终于不再发回重审，而是自己开庭审判，并于2004年3月26日第一次做出二审判决，判处三人死缓、一人无期。
从2004年3月二审判决以后他们开始漫长的申诉过程。本案代理人是一群学者和公益律师，他们调查了解到抢劫案的真正凶手，并且把有关材料和证据递交给最高法院和公安部，然后举行新闻发布会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先后六次到最高法院申诉，三次申请游行示威抗议最高法院和公安部不作为。一直到2006年5月，他们仍然在努力。
彻底的冤案
本案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成立。
首先，指控证据不可信。
除口供以外，承德中院做出的四次死刑判决主要证据有两个：刀子的血型鉴定和一个烟头的DNA鉴定。
关于刀子。法院认定从陈国清家搜出的一把刀子是作案用的刀子。案卷记载，2004年7月31日，即第一个凶杀案案发的第二天，承德市公安局破案记录记载 “双桥公安分局刑警队孙晓涛同志送来刀子一把”，“刀子上血型为B型”。但是这把刀子后来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在案卷中出现过。同一本案卷里还记载，2004年11月2日，从陈国清家里搜出一把刀子，但这把刀子的鉴定时间却是2004年7月31日。到底是一把刀子还是两把刀子？哪一把刀子是杀人凶器？卷宗里并没有说清楚。虽然法医岳红对此作了解释，说是把时间记错了，但并不具备说服力。
关于烟头。法院认定作案现场嫌疑人之一杨士亮留下了烟头。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记载“后座前左踏板上有一过滤烟头有Beidaihe字样(已提取)”，勘验笔录称对现场进行了拍照（见预审卷第二卷38页倒数1-3行），而烟头的照片从未在庭上出示过。至于辽宁省公安厅所作的(1995)辽公科D字19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证明烟头上的唾液与杨士亮唾液的DNA类型基本一致。这一鉴定结论在正常的情况下，使得杨的犯罪嫌疑大大加强，但是，由于烟头的来源并无证据证明，且烟头已经在承德公安机关作过一次血型鉴定，这第二次作为检材使用的在辽宁省公安厅鉴定使用的烟头是否为犯罪现场提取的那一个，令人有理由怀疑。
另外，起诉书和判决书反复所称“抢走钥匙、BP机等物”没有出现过。
其次，被告人口供、判决认定事实与现场勘验明显不一致。
以816案为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冀刑一终字第7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当受害人张明“开车至承下公路钓鱼台处，何国强让张停车，四上诉人用刀将张扎昏。后由上诉人杨士亮将车开至距市曲轴厂250米公路左侧，停车后四上诉人将张明从车上抬出来抛至公路左侧的草地内，杨士亮发现张明未死，其余上诉人有刺张数刀，致张明失血性休克死亡”，说明判决书认定至少有两个作案现场。
但816案勘验笔录记载，除司机座位靠近脖子处血迹及司机右座左方喷溅状血迹以外，车内很少血迹，而“左前门外、反光镜上及左前叶子板均有喷溅状血迹”，“尸体下草上有大面积血迹，公路上3.8 x 2.3米范围内有血迹”，喷溅状血迹，公路及草上大面积血迹，而车上血迹很少，由此可以推断这里很可能是第一也是唯一的作案现场。
第三，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
四位被告人均证明没有作案时间。例如，“730”案发当天，承德市第二锅炉厂考勤簿上明明记载着陈国清案发当天全天上班，晚上加班。此考勤表原件已被公安机关提取，侦查人员还询问了记工员郑启超和当天在车间与陈国清一起上班加班的工友，均证明陈国清确实全天出勤，晚上加班，这一直接证明7.30日陈国清没有作案时间的重要证据，公诉人不举证，一审法庭不调取，虽经律师当庭多次强烈要求，始终不在庭上出示。“816”案发当天，朱彦强正在医院输液，有处方为证，谢玉环等证言与处方相印证证明朱彦强无作案时间。但其处方被办案人员提取后隐匿了，被告人、辩护人多次强烈要求，拒不出示、质证。杨士亮在案发当晚和邻居打麻将，有证人愿意出庭作证，但开庭时法院从来没有让证人出庭。
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控辩双方提交的证人证言，明确证明四名被告人无作案时间。在检察院起诉后侦查阶段即告终结，而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和二审三次发还之后，侦查、公诉人员反复找已给律师作过证的证人，威胁谢红梅、李相等人改变证词。
但是在中国，无罪推定原则与离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要想推翻这个陈年积案，仅仅证明“定罪证据不充分”是远远不够的。
代理人开始寻找真正的作案凶手。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线索。2004年3月12日，杨士亮家人收到来自沧州监狱的一封信，信中问杨士亮出来了没有，说他已经尽力向有关部门揭发。来信者叫刘成金，因盗窃罪在狱中服刑，1997年曾经在看守所和杨士亮住同一个监号。刘成金这封信的意思是他再一次举报了真凶，询问有没有结果。卷宗中有关于刘成金举报真凶的记载，但有关部门并没有认真对待。
代理人到沧州监狱找到了刘成金，询问了他举报的内容。刘成金说真正的凶手是刘福全等三个人，他自己曾经和刘福全等一起盗窃，和他们很熟，曾经听他们讲过作案详细情况。
顺着刘成金提供的线索，代理人找到了刘福全所在的村庄，并询问了他的家人，从那里得到了一些证言，证明曾经看到过刘福全在1994年底曾经拥有三个BP机（两个出租车司机被抢走了两个BP机），这和刘成金讲的一致。还证明1997年该村东头水井里淘出过两把刀子，这和刘成金举报的刀子被扔到村东头井里相衔接。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BP机和刀子都不知去向。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作为代理人的这群执着的法律人走访了本案法官、检察官、专案组成员、目击证人、被告人及其亲属邻居、揭发真凶的狱中犯人等所有能找到的与本案有关的人，经过极为慎重的调查和思考，他们确信四个被告人是无辜的，抢劫案的真正凶手另有他人。
为什么能拖12年？
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为什么能制造出来并能拖延十二年还不能实现正义？在调查了解过程中，本案代理人痛心地感受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官僚主义以及对生命尊严的麻木冷漠。
承德公安机关专案组是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
一个旅游城市连续发生出租车被抢劫案，公安机关肯定受到了很大压力。但是，也许是专案组成员素质差，也许是刑侦技术不过关，他们并没有能破案。到了10月底，因为一起村民纠纷第二起抢劫案发生地附近村庄的村民陈国清被带到了派出所，面对这个“不良青年”，急于立功的警察开始了大胆想象，严酷的刑讯逼供下，陈国清供述自己抢劫杀害了出租司机，并且陆续供述了二十多个“同案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庄头营村的成年男子都人心惶惶，生怕陈国清“咬”着自己，一些人干脆逃到外地躲避。警察最后从中圈定了四个“不良青年”，他们有的偷过小卖部，有的敲诈过别人，有的跟别人打过架。这个大案的“侦破”只靠两个极其简单但很可能是愚蠢的逻辑——作案人应该平时就是不良青年，几个不良青年所在的村距离案发现场最近，再加上刑讯逼供。
办案人员制造了很多荒诞的证据材料。比如，从陈国清家搜出来的刀子鉴定日期是“1994年7月31日”，而事实上从陈国清家提取刀子的时间是1994年11月2日，也就是说，在远未怀疑到陈国清之前，他的刀子的鉴定结论就出来了。对此荒诞的材料，公安机关的法医岳红说，自己疏忽把日期写错了。关于关键物证之一的烟头，有过两次鉴定，一次是法医岳红做的，另一次是辽宁省物证技术中心做的，两次鉴定的烟头是不是同一个？这都很值得怀疑。
2005年9月，代理人见到了专案组成员中的两个。其中一个已经退休，他对案件说不上了解，只是一口认定是他们四个作的案。虽然这个案件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件，他记得很清楚，但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另一个是当时专案组成员中的“另类”，他因为对案件持怀疑态度后来被赶出了专案组。他认为这个案件不能成立，说等到这个案件到“八九成的时候”，他愿意站出来作证。
本案主诉检察官根本不了解案情。
本案前三次死刑判决都是同一个主诉检察官，尽管已经两次发回重审，起诉书内容除了日期变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更令人吃惊的是，通过交谈代理人发现，主诉检察官对案情根本不了解。
2004年3月，代理人见到了本案主诉检察官。检察官认为，这个案子没问题，肯定是他们几个干的，他提出案子告破是因为涉案人之一何国强“自首”的结果，提出第二起出租车司机被杀的当夜路过此地的目击证人辛风华挨了陈国清一巴掌，她的证言和陈国清他们的证言一致，等等。
但是后来通过查阅案卷以及访谈相关证人代理人发现检察官说的几个重要情节都是假的。比如，辛风华说她当晚下班，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三四个人在地里抓草（后来查明是为了掩盖尸体），她当时没在意就骑车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人骑车从后面追上来给了她一巴掌，她追这个人到了锅炉厂，但没追上。代理人问她打她的那个人是不是陈国清，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陈国清，问是否可能是出租车旁边的人骑车来追她，她说不可能，因为她没有看见那几个人旁边有自行车。这样的一个证言在陈国清他们的四个人的供述里面的“印证”是，四个人中有三个分别供述了他们各自骑车追过去打了辛风华一巴掌。还有检察官说的何国强的“自首”，案卷里已经写的很明白，何国强于11月17日自首交代的是一起小的盗窃案，并没有关于杀人案的供述，公安部门也在上面认定“不是自首”。在何国强家里代理人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当时何国强因在一个小卖部正碰上来此调查盗窃案的公安人员，于是他被带到了派出所，当晚他逃跑了，他的父亲把他找了回来，问他有没有干坏事，他说没有，只是一年前曾经在一家小卖部偷过一些吃的，于是他父亲领着他来到派出所“把事情说清楚”，这就是检察官所谓的“投案自首”。
从卷宗里以及前任律师那里代理人了解到，四次一审，检察官前后仅制作了96、97两份起诉书，此后从未向被告人和辩护人送达过起诉书。检察官也曾会见过被告人，但是和刚刚刑讯过被告人的公安人员一起去的，而且穿便装，被告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检察官。在恐惧中，他们的供述也和在公安机关供述的一样。检察官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此案，基本上是把公安机关的材料原封不动搬给法院。
法官的官僚主义和麻木冷漠。
一审法院的法官面对庭上四名被告人一致的翻供，并没有认真调查事实真相，而是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判决四个被告人死刑。在法官眼里，四个农民的生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4年3月，代理人见到了本案一个法官。代理人问，“就你的内心真实的判断，你觉得他们几个是冤枉的吗？”法官反问：“你说这个案子有没有证据？”同去的一位当地律师说，也不是一点没有，但不可信。法官说：“就是嘛，这比有的案子好多了，这个案子多少还是有一点证据的。前几年有一个强奸杀人案，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我们还不是给判了？河北高院最后改为死缓，案子结了。”代理人再次问他对此案的判断，他耸耸肩：“叫我说，毙了也就毙了。”一个法官对无辜的生命如此麻木冷漠是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可不是某一个法官这样，有太多的法官如此泯灭良知。法院，作为捍卫正义的最后底线丧失了提供正义的能力，这个最应该代表良知的群体麻木冷漠至灭绝人性，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悲哀。
河北高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负责的，没有糊里糊涂维持四人死刑，但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河北高院法官明明在法庭上看到了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伤痕，判决书里却只字不提。明明知道本案有如此多的疑点，最后在一个疑点也没有排除的情况下，判处被告人死缓和无期。法律当时的确没有规定发回重审的次数，河北高院于是一次次发回，导致一个冤案拖延了十多年。最高法院指令河北高院复查此案，但复查过程极其缓慢，没有新的压力复查随时都可能停止。在有人多次举报真凶的情况下，河北高院不去认真对待，直到当事人家属上访闯中南海之后河北高院才开始调查举报人。
申诉难
从1996年该案上诉到河北高院，到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其间三次发回重审，当事人在狱中度过了八年时间。法律规定的必须立案审判的二审能拖八年，法律没有规定必须受理的再审能拖多久？
申诉难，难于上青天。佘祥林的家人也曾为他申诉，但最后不了了之，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妻子突然“复活”，佘祥林案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二审刚刚宣判完不久，2004年4月，陈国清他们的家人分别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高院申诉，最高法院说必须经过河北高院才可以提起申诉，河北高院则让她们等六个月再答复。
2004年10月25日，四被告人家属再次来到河北高院询问申诉结果，法官说暂时还没有时间重新审查此案。家属再次来到最高法院申诉，没有人接待。
2004年12月27日，承德市双桥区政法委副书记等一行四人找到四被告人家属家，宣读了一份文件，大致内容有：一、陈国清等抢劫案已经高院解决，不能再上访；二、再上访就违法；三、举了两个例子，说高院解决又上访的，一个判了三年，一个判了一年半；四、你们如果再上访，也违法，也可能被抓。家属要求复印该文件，他们不让。
2004年12月30日，代理人将承德市有关部门恐吓被告人家属不准再申诉、在河北高院已经无力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况反映给了最高法院，同时在一系列新证据的基础上向最高人民法院再次申诉。
2005年3月，代理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真凶的重要线索，很多媒体报道了此案。新闻发布会之后，代理人把有关证据材料寄给最高法院和公安部。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
2005年5月到8月，代理人三次申请游行示威，以抗议最高法院和公安部不作为。《游行申请书》里列明的申请游行理由是：“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位无辜青年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被以抢劫罪的罪名先后判处五次死刑，至今仍在狱中。关于抢劫杀人真凶的线索早在7年前就已经有人举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5年3月20日我们已经将关于本案真凶的举报材料寄给公安部、最高法院和司法部，期待他们认真对待这起冤案，但至今杳无音讯。我们认为，一起拖了十多年的冤案在我们已经提供了关于真凶的详细举报材料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仍然不提审此案，公安部门仍然不予调查真相，对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唯有通过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以期唤醒国人对这起冤案的关注，还司法以正义。”
2005年国庆节前夕，四被告人的家属再次来北京上访。最高法院接待人员在里面已经认出了他们四个，告诉他们不要领表了。一个接待法官告诉他们，河北高院正在复查，有代理人出面就够了，让他们回家等待。
但是，河北高院的复查进程缓慢，到2005年12月，仍然没有任何消息。2005年12月26日，他们再次来到北京，给代理人送来了他们所在村庄800多户村民的联名信，呼吁河北高院重审此案，还无辜青年的清白。他们四位家属去了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与接待法官发生了争执，朱彦强的母亲威胁说要去天安门自焚，他们遭到警察搜身。他们说，他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最高法院也已经来了几十次了，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宁愿以自己的死唤来孩子们的清白。
2005年12月28日，他们来到新华门，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次冲击导致他们中的两个人被治安拘留，一个5天，一个14天，代理人立即和西城公安分局交涉，准备起诉分局。3天以后，他们都获得了释放。这次冲击虽然身体受了苦，但有了一点进展。12月30日，河北高院第一次提审了举报人刘成金。这是本案十年来的重大突破，说明河北高院第一次开始认真调查此案。
2006年2月25日，陈国清他们的家人再次来到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被强行带上警车送到马家楼救济管理站，然后被遣送回承德。
2006年3月22日，代理人再次来到河北高院，与法官交流案情。他们向主管副院长报告了本案一系列疑点，包括怀疑到当事人之前已经做出当事人的血型鉴定，作案现场提取的烟头可能被人换过，当事人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证人受到过警方的恐吓等等。介绍了代理人与本案检察官、法官、目击证人、专案组成员、当事人本人、真凶举报人等各方有关人士谈话了解到的事实，明确告诉副院长，本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家属不会放弃，我们不会放弃，在河北高院解决比在最高法院解决要好些。
2006年4月，承德法院提审了代理人怀疑的真凶，这是本案又一重大进展，但代理人也担心，这样的提审会不会是走过场。到2006年5月，他们仍然在等待，他们相信，正义的希望就在不远处。
从2004年3月到2006年5月两年多的申诉历程给人这样一个印象：越是激烈的抗争越是能有所进展，访民们的抗争不得不趋于激进化，这就官僚主义给中国访民带来的现实，这也是中国信访问题的根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