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上访者——不同的结局

    新上访者有各种各样的上访原因，随着时代的不同上访的具体原因也发生变化。2003年国家信访局把引发上访的主要矛盾归结为八大类：一是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其中，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比较突出。二是“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反映一些地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负担没有明显减轻；一些村组财务管理混乱、村委会换届选举不规范；一些地方违规征占买卖土地，补偿标准较低且被层层截留克扣，失地农民得不到妥善安置；乡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干群之间矛盾突出。三是涉法涉诉问题。主要是各类纠纷、不服法院判决等。这类问题积案较多，重复来信来访量大，长期滞留上访的人多，已成为长期困扰各级信访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四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城镇建设、拆迁等工作中不严格依法办事，补偿和安置不合理，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主要反映一些地方借机构改革增加编制、增添副职，或借竞争上岗收受好处、安排亲友，以及精简分流搞一刀切等问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搞建设急功近利，破坏了生态环境。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1]

    2007年国家信访局总结了五大类上访原因：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等五方面，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成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重点。

    新上访者的未来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第一，得到公正罢访息诉。新上访者第一次来到北京通常抱着很高的期望。对于初访者，各信访机关也大都会认真接待，绝大部分上访者很快可以拿到一份转办函，有关信访机关督促地方认真处理。上访者来到北京本身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比较重视，他们通常会劝上访者回去，承诺给解决问题。但只有极少的上访者可能通过一次上访解决问题，本来就是在地方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才来到北京上访，除非有领导批示，信访机关的一纸命令通常不会那么有效的。大部分上访者都会经过几次乃至多次上访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比如新疆石河子市的一位女士为自己的丈夫蒙冤上访，她丈夫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九年，她在北京执着地上访了四年，成为上访村集体活动的组织者，常常在最高法院带领上访者集体歌唱，最高法院实在受不了了，最后决定立案指令新疆当地法院再审，2006年，其丈夫终于被无罪释放。

    第二，认冤罢访息诉。地方政府解决上访的办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对于来京上访者，一方面施加压力，办培训班、监控等，另一方面找上访者谈判，谈补偿多少钱。有的上访者上访没有任何结果，但感到上访的艰辛之后就放弃了。但更多的上访者争取到了一定补偿，考虑到上访艰难，就认了。比如下面提到的一位村委会主任因遭到打击报复而上访，得到了一部分赔偿之后就算了。

    第三，成为老访民。有的上访者得不到公正或者得不到完整的公正，却又不能忍受，继续上访，就有可能成为老访民，甚至成为“刁民”。

故事之一： 王风美被劳动教养

访民中的维权者

    2004年冬天，作为一个访民权利维护者，王风美和另外两位访民一起为举报烟台市上访教育站非法拘禁、殴打上访人员的事情而奔波。

    她上访最初的起因是因为住房问题和其丈夫所在医院发生纠纷被打伤，其后她丈夫被剥夺了在医院上班的权利等。她说在上访过程中，她遭遇到了更多不公平。

    为了揭露烟台上访教育站的真相，王风美把访民们整理的统计资料交给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这是一份上访人员自己制作的“全国两会期间烟台市教育站收容人员情况表”，这份由每一个被关押上访人员按手印作证的表格统计了2004年2月17日到3月2日之间烟台市上访教育站非法拘禁的21名上访人员：

    张淑琴，女，招远市退休干部，2月29日来烟台，准备坐晚上的火车去济南向山东高级法院递交申诉证据，在烟台火车站买票后吃饭时被抓。

    杨香莲，女，51岁，招远市人，2月24日到济南信访办申诉，25日准备回招远的时候在济南被招远市政府有关部门抓到。

    陈殿恕，男，53岁，招远市大秦家镇人，3月2日准备到烟台中院查案卷，在招远到烟台的汽车上被抓。

    孙玉翠，女，55岁，招远市齐山镇人，2月24日在国家信访局交登记表后被市政府信访局抓到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送到烟台。

    侯旭英，女，41岁，莱阳市城厢镇人，2月28日上班的路上被抓。

    于月清，男，66岁，莱阳市城厢镇人，从家里被骗说到镇上解决问题，被抓上车强行送到教育站。

    姜秀翠，女，67岁，海阳市行村镇人，2月29日在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附近被烟台中院工作人员抓到。

    张治国，男，56岁，莱州市驿道镇人，2月21日从家被骗到烟台后被抓。

    ……

    2004年8月中旬，记者郭峰等人暗访了烟台上访教育站。随后还来了中央调查组。王风美说事后中央调查组把录像放给了烟台市政府，教育站的铁门得到整改，但王风美所做的一切也都暴露了出来。

被劳动教养

    2005年3月底的一天，烟台来了六个警察，坐飞机来的，可能是要抓她，所以她不敢去信访局。过了几天她又说，警察回去了，信访局的人说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作为一名老上访户，王风美知道自己回去可能有危险，但她还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回家试试。临走前，王风美仔细回忆了她的上访经过，说确实没有违法行为，因为她一直都很小心，避免卷入一些过激行动。

    2005年4月1日那天晚上她离开北京回山东。4月6日，她被两个警察带走了，4月7日，王风美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4月13日，王凤美被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

    这份“烟教字（2005）第31号”《烟台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王风美的“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是：“该于2003年12月25日进京无理取闹，与其他上访人员一起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5号门前聚集围堵，阻塞交通约30分钟，不听劝阻，扰乱社会秩序。上述事实由本人供述、其他上访人员供述、证人证言等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十三条等规定，现决定对王风美实行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

    王风美说，因为揭露了烟台上访教育站把材料送给中央电视台才是她被劳动教养的真正原因。具体到她被劳教的事实根据，她说，2003年12月25日他们一行四人到万寿路向中央领导反映冤情，万寿路派出所的警察把他们带到两办接待室登记填表并做了笔录，并不存在围堵阻塞交通问题，是烟台有关部门对她举报教育站打击报复才决定实行劳动教养，在事发一年三个月以后找了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地方政府常常用劳教的方式对付老访民。在地方监视上访者或者在火车站通过查身份证的方式拦截上访者，成本很高效果也不太理想。通过法院定罪判刑需要一些证据，而且程序繁琐，并且留下辩护的机会。所以很多地方对付上访就是用劳动教养的办法，上面一个指示，公安局发个通知，一个人就被投入监牢了。

    劳动教养本意是通过劳动再教育那些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我们国家把犯罪和一般违法相区分，一些在很多国家被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我们国家不算犯罪，比如盗窃不论数额大小在很多国家都是犯罪，但在我们国家，盗窃只有达到一定数额标准才构成犯罪。在我们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对于那些经常违法而又不构成犯罪的人，如果仅用行政拘留的方法来处罚显得不够力度，通过劳动教养改造他们从道理上讲也算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办法。但在现实中，劳动教养所和监狱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再加上劳动教养不通过司法程序，与司法判决相比更缺少制约，因此经常被用作打击报复的工具。例如，河北的郭光允曾多年举报程维高，被举报的当权者试图用刑罚报复他，但法院无法定案，最后郭光允被劳动教养两年。

    王风美被劳动教养的消息在上访村很快传播开来。其实这样的消息经常出现。例如，2005年2月，双鸭山市友谊农场的31岁的王德义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这份《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书》列举了王德义的违法事实是“王德义于2005年2月9日、10日、12日春节期间，因不服友谊县法院判决和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的申诉，到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军委领导驻地（非上访地）进行上访，被北京市香山派出所多次带回，交给双鸭山市驻京办事处，办事处工作人员多次对王德义进行劝说，王德义不听劝说继续在北京进行无理上访，严重扰乱玉泉山军委领导人驻地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2005年至2006年在劳教所由她的丈夫代理向法院起诉，经过了一审、二审，全都败诉。

    2007年1月，王风美劳教期满被释放。她走出劳教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北京寻找证据。她说2003年12月25日她没有扰乱社会秩序，这个万寿路派出所当日的值班的警察可以作证。但是，他没有办法找到值班警察作证。

    2007年4月，王风美再次来到北京。4月4日，她发来短信说：“在国务院信访局，看着一个个人命案的哭诉，不但得不到……还要被拖出去，我伤心的泪水止不住……我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故事之二： 王金英暂时放弃

    王金英来自河南长葛，为她弟弟被判死刑已经上访多年，她认为弟弟是无辜的，遭人迫害而被判处死刑。在多年上访路上，王金英多次遭到殴打，2007年，她没有再来北京，她说看不到希望。

为弟弟上访

    王明轩，男，1957年生于河南省长葛市，大专文化，被捕前是长葛市人大代表，长葛市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主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2000年7月10日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11月28日被许昌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2000年12月25日执行死刑。

    判决书记载，2000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长葛市后河镇画匠王村北地的盛太河内发现一具女尸。7月10日，王明轩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许昌市检察院指控，“2000年6月25日上午，被告人王明轩因死者赵艳丽往其家打电话，引起夫妻不和而对赵怀恨在心，10时许，王明轩到赵的住处，用不锈钢茶杯猛击赵的头部并将赵勒死后，把赵的尸体抛于后河镇画匠王村北地的盛太河内。”许昌市中级法院认定王明轩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河南省高级法院维持了此判决。

    但此案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疑。画匠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永福给法院提供的证词说，当时他在尸体打捞现场，看见死者脖子上的伤痕是刀伤而不是电线勒的痕迹。长葛市官亭乡秋庄村村民黄法来提供证词说，他记得很清楚是6月26日上午七点多就到了建设路办事处等王明轩，八点多王明轩上班以后，黄和他谈儿子工作的事情。黄法来一直到十点多才离开办事处，这期间王明轩一直在办事处，也有别人找王明轩。长葛市建设区桥南居委会的李素敏提供证词说，她因为在基金会贷款的事情在6月26日上午九点多去办公室找王明轩，10点多离开的。长葛市益民街的宋文选提供证词说，6月底的一个星期一上午八点多钟——他记得很清楚是星期一因为星期一刚上班好找他，当时王明轩办公室里有人在说事，他就在楼下等，等了一会还等不着他就到旁边的理发店理发，理完发又去找他，看见王明轩正要下楼，说是去医院输液，宋文选于是陪王明轩一起到了医院。

    2000年11月28日一审判决死刑以后，王明轩在判决书的背面写满了文字。在长达7页的辩护信中，王明轩详细讲述了6月26日那天上午在办公室发生的事情，逐一反驳了法院的判决依据的证据。他提出了刑讯逼供的问题：

    “他们在提审时用布蒙上我的眼睛，用手、书搓打，拉头发向后用力，24小时用电烤不给水喝……他们说此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把我爱人抓起来，让我看她在看守所里哭，然后威胁我说你的爱人已经承认了，如果不认还要抓家里人。而后又把我带回后河进行电烤、打骂、诱供、逼供，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跪在地上求他们，放了我的妻儿，我什么都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所谓的杀人供述的笔录上签了字。”

    “8月4日，逮捕时，在长葛市刑警队，孙岗杰一人完成笔录后让我签字，我签下‘不是故意杀人’。”

    （针对判决书中认定的所谓作案铁证“大号不锈钢杯，经王明轩辨认无疑”，王明轩写道：）“不是无疑，而是否认，要求对质。”

    …….

    在通过别人转给王金英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请尽快给高检、高法联系好，以防万一，他们杀人灭口，因为在提审我时，我举报他们合伙诈骗100多万元的事（参加诈骗的：刑警、电力联合诈骗势力很大），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要做到心中有数。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努力为我洗冤，为祖上争光！神州有青天为我洗清不白之冤，请家人相信我没有杀人，是有人害我！弟，明轩。”

    2000年12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开庭审理，书面裁定并核准维持死刑判决。12月25日，王金英在上访途中，王明轩被执行枪决。

    王明轩的辩护人——许昌远大律师事务所郝光辉律师说，王明轩是冤枉的。说，“这个案件有政治背景。”

    郝光辉认为的政治背景在王金英的上访材料里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证实。王金英认为，王明轩为人正直，得罪人太多了。有一次自己的顶头上司党委书记住葛天宾馆玩小姐，有人举报给王明轩的办公室，作为人大代表，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监督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王明轩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批评过书记，叫他注意点影响，当时书记就生气了，说你王明轩管不了我。王金英哭诉：“我弟为群众上访难，坐大街为民办案。王明轩了解长葛市重大案太多了，想做个清官真难，王明轩1999年内查出了264起案件，株连长葛市一帮赃官，他们合伙栽赃陷害王明轩。”

七次被打

    为了弟弟的案件，王金英上访途中七次遭遇殴打，每一次，王金英都有照片和医院鉴定为证。

    “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南站的一家旅馆里，一个穿皮的人问我是不是叫王金英，我说是，来人拿刀就砍，我大喊救命，宾馆服务员救了我。”

    “2002年12月18日晚上，我走到一个路口时，几个乘昌河车的青年跳下车把我毒打昏了过去。有长葛医院的证明。”

    “2003年7月26日晚上，我独自在家，两个人闯进来用卫生纸堵住她的嘴巴，把我打得昏了过去。有医院的证明。”

    “2003年9月11日，我去国办、人大领表时，长葛和许昌的接访的把我打得全身是伤，有前门医院的证明。”

    “2004年3月20日，又是因为上访，在长葛市被毒打全身是伤，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这一次，2005年5月10日，王金英被打断了脚踝骨和三根肋骨。

上访花园的悲剧

    2005年5月10日，王金英从最高法院拿到了一封“转交河南省法院处理”的信函，加上前两天从国家信访局等部门拿到的另两封信，她准备回河南了。

    但是，晚上，传来了她被打伤的消息。几天以后，在宣武医院，我和一些访民一起见到了她。

    王金英说，“5月10那天大约四点半的时候我穿过上访花园。突然背后过来两个陌生的男人拽住我，喝斥我为什么还不回家，难道还要等着再次被接回去吗？我说不认识他们，再说，自己马上就要回家了，因为自己拿到了国务院开的信。我一边说一边赶紧把信往兜里揣，因为以前经常发生接访的抢信件这类事情。对方非要看这三封信，我说什么也不给。”

    “他们突然一脚把我踹倒在地，小腿和足部连接处疼痛难忍（后来医院证明这里骨折），无法站立，但我死死抱住自己的包，怕那三封信被抢走。两个男人用脚猛踹猛踢，我感到肋骨疼痛难忍（后来医院证明这里三处骨折），几乎失去了知觉。”

    路过的访民发现了被扔在了枯井里的王金英，她被拉了出来。访民们打110，一个车牌号为京A2968的警车来了，一个警察简单地看了看王金英，给河南省许昌市驻京办事处打了电话。很快一辆车牌号为豫K92066的面包车开过来，办事处的人和警察嘀咕了一番，两辆车都不再理会王金英，都走了。

    此后的几个小时里，访民们不断拨打110和120。一直到晚上九点多，110和一辆救护车终于来了。他们拉走了王金英，不准其他人跟着，说是去宣武医院。

    在宣武医院，医生给王金英作了检查，拍了两张X光片，一张是脚部的，一张是胸部的。第二天王金英被警察和医院保安拉到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不敢接她，因为伤得很重。晚上，王金英被拉回派出所。

    派出所又让保安把王金英拉到宣武医院，这已经是5月11日深夜。没有人为她付医疗费，宣武医院就把她临时放在了急诊室走廊尽头的一张病床上，然后在病床和走廊中间搁置了一个白板，把王金英和走廊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急诊室走廊里的人不注意就看不到她。

    2005年5月23日下午被强行送到河南省驻京办事处。第二天早上她被驻京办的人遣送到了郑州。随后，王金英被送回了河南长葛市。她要求当地政府为自己治病，负责遣送她的人说，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已经两次给110警察共1500元，没钱再管她了。

    王金英被家人送到长葛市医院，医院确诊结果证明她的肋骨被打断三根。5月26日下午，王金英从医院里打来电话说，家人付不起医疗费，她的二弟王长明难以承受这种绝望无助，当天早上割腕自杀，已经深度昏迷，和她在同一个医院抢救。

    王金英成为一个越来越虔诚的基督徒。2007年，她没有来北京上访。

故事之三： 老刘依然在努力

    老刘为自己妻子的待遇问题上访，她说自己的妻子不应该按照民办教师的待遇，几年下来没有结果，2007年，他们仍在努力中。

曾经接待上访

    刘志敏，在黑龙江农场工作，1986年到1991年期间曾任农场纪检委书记（正处级），曾负责接待处理上访，现在已经退居二线。

    老刘谈起他当年接待上访的经历，很是感慨：“我的体会是，只要一碗水端平，老百姓不会上访。我当任六年，第一年很多上访的，后来五年连上访信基本上都没有了。”

    接着老刘讲了一个他处理老上访的故事：“一个上访12年的老户，要求农场给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谁也做不了工作。这位上访者是六十年代从沈阳来农场的一批复员兵之一，当时农场条件艰苦，他不愿遗留下来，找了各个部门各种理由，最后特批退场了。几年之后农场条件很好，家乡条件不好，他想恢复，但不是调农场，而是想去哈尔滨。按说，这是典型的无理访。有一天我正在开党委会的时候他来找我，我帮他认真分析，问他是不是当年农场很艰苦，他说是，是不是当年找了很多理由特批退场的？他说是的，当是不是不是农场照顾了你?他说是的。如果给你转过来了，别人怎么办？没有不透风的墙，每个人都要平等对待。如果你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你该怎么办？他就没话说了。后来他的一邦战友告诉他，既然刘书记说了，那你去哪儿也没用了。后来这个12年的上访户就此息访。这里有个问题，同样这个理，为什么我说话他就听呢？关键在于我能长期做到一碗水端平，大家信任我。不可否认，上访群体中的确有个别人无理取闹，但是，所谓无理取闹通常也不是单方面的原因，如果政府官员都能一碗水端平，都能做到执政为民，仅他自己都会不好意思，无理取闹自然会销声匿迹。”

    黑龙江上访的很多，老刘有心为政府分忧，他曾经给省委领导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帮助省里处理信访问题，但有一个条件：需要有权处理问题。当然没有回音。

    老刘后来想通了，“其实他们不敢让我去，因为他们害怕像我这样的会给他们惹麻烦。权给我全瞎了，像我这个位置本来挣一二百万没问题，但我现在还买不起一个房子。2002年我差点退党。我生气。后来老干部劝我，不能退，退了就没有发言权了。我给胡、温、吴都写过信。主要意思是，上访问题集中就是因为腐败。不管党政干部，普遍存在不作为，宁肯得罪一百个百姓也不得罪一个干部，一有上方的就想怎么压。”

    像老刘这样的怀着纯真梦想的共产党员是值得尊敬的，从他身上你能看到什么是忧国忧民。对于信访治理，他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开大信访窗口，不能堵赛信访渠道。靠堵是堵不住的，老百姓有问题总要解决，不能躲躲闪闪。第二，一定要禁止地方劫访，同时还要考核他，这样做的结果要求他必须认真解决问题。第三，治本的办法要反腐败，要彻底地反腐败，要从根源上治理腐败。上访的主要根源在于腐败，腐败治理了，信访窗口自然会关闭。新信访条例主要是压制上访，想把窗口关了，为打击上访制造法律根据。”

去信访局“闯关”

    2005年3月，老刘第二次来到北京上访，晚上来到幸福里住下。上次来北京，也算引起了地方的重视，但问题没有解决。他说“没想到他们工作已经做好了。农业部信访局接待员不看材料，一听这事就说按照农场的说法办理。我说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结果，他们一看材料就傻眼了，因为地方农场交给信访部门的材料是伪造的。没办法的情况下，农业部信访办主任下去调查，牡丹江分局信访局副主任陪着他玩，所有的旅游点都玩遍，这期间就把这事情做工作，压下了。他知道农场作了假证，但就是不管，而是帮助他们策划了虚假的听证会，直接下达处理命令，越过省和总局。听证会结果当然支持农场的决定，但省里不给盖章，事情就这么僵着，阻力就在农业部。”

    讲到这里，老刘一脸的无奈，“信访部门无权直接下决定，但他就这么办，因为吃了别人的。想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怎么办？”

    2005年4月18日一大早，老刘夫妇去信访局。

    看起来这里的秩序已经明显好转。虽然接访人员仍然滞留在胡同里，但胡同口有四个保安在执勤，胡同正中间已经开辟出一条道路。

    他们顺利地穿过了胡同，一些接访人员盯着他们看，但没说话。要是以往，他们很可能会被拦住问问哪里的。

    信访局大院里人满为患，接访人员和上访人员几乎数量相当。黑龙江、辽宁的接待窗口排出了很长的队。接访人员就在队伍的两边转悠，时不时问问访民是哪里的，有访民被劝走的，偶尔也有某个访民被强行拉出队列带走了。

    三个黑龙江的接访人员盯上了老刘夫妇，几次问是哪里的，老刘他们就是不说。他们动手拉老刘，老刘和他们发生了冲突，就在他们来势汹汹的时候，突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把他们拉走了。

    11点整，老刘还没有排到窗口跟前，信访局下班了。来到全国人大信访窗口，也是下班了。老刘随着人潮向门口涌去。

    2007年3月，老刘发来短信：“今年两会提出废除劳动教养了吗？信访问题有进展吗？”后来知道，他们夫妇从春节前就来到北京住在南站附近。直到5月1日，他们依然在北京，事情没有进展。

故事之四： 老黄拿到了10万元的欠款

上访村的“著名党员”

    老黄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被称为“著名党员”主要是因为他写了大量材料并且材料上总要突出他的党员身份。

    老黄因为承建驻马店市豫剧团住宅楼工程，工程所有人拖欠63万元工人工资，他作为工程项目经理上访讨工资。他们起诉到了法院，法院两审都判他们赢了，老黄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法院执行的问题。

    老黄的上访材料很精致，一百多页的上访材料里包括一些经过压膜处理的精心准备的照片。他把一封给“中央”的建议信放在材料最前面。

    这封信的题目是两行隶书大字：

    “誓死捍卫党中央，甘洒热血为人民”。

    接下来是几行较大的行书字体：

    “坚决拥护、誓死捍卫中共中央总书记，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宪治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群众利益无小事。’‘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等一系列英明伟大正确的指令。”

    接下来是几个黑体大字：

    “请求、建议书（上访村详细情况汇报）”。

    然后才是正文：

    “我叫黄进安，男，现年55岁，中共党员，建筑工程师，系河南省驻马店市建新建筑装饰工程处项目经理，现无家可归。因状告地方腐败官吏，于2003年元月26日代表130多名受害农民工和50多名受害职工及权益人向中央首长们如实反映情况。”

    接下来，黄进安讲上访村的见闻，访民们热爱党中央，受尽了地方官吏和一些中央某些政府部门的打击磨难等等。最后，用大大的黑体字写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口号。

    老黄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中央写一封信，在另一封“给中央”的信中，大字标题是：

    “春风吹得人心暖，洒尽热血心也甜”

    开头是：

    “一年一度的两会圆满成功地闭幕了，可喜可贺的2005年3月13日，英名、伟大的胡锦涛总书记当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举国上下，欢声雷动，无不拍手称快，让我们振臂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接下来是几个黑体大字：

    “再次请求，建议书（为庆贺两会圆满成功献礼）”

    然后是正文：

    “我叫黄进安，男，中共党员，建筑工程师。50年5月3日出生，寄养在河南省西平县崇举乡崇举村一个贫农家庭。生父杜冰会是抗美援朝军人，曾多次立功。养父黄韵声，幼年丧失父母，从小要饭，少年曾经给冯玉祥当警卫员，数次立功……”

    这封建议书共三页，重点部分用黑体标出来，这是部分黑体字内容：

    “组织并领导以130多农民工为主的垫资承建工程，2000年因举报贪官再次受到打击迫害，赢了官司输了钱，如今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凡来京反复上访人员，均是层层访告无果被逼无奈而来京上访，其中很多人因状告贪官污吏而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更可恨在这反腐败的前沿阵地上，被地方贪官污吏指使、雇佣的大批不明真相之人强行拦截、殴打、抢夺上访材料，不但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被关押、收容、送精神病院、劳教……追根寻源，没有贪官污吏和勾结社会歹徒危害社会，又何来上访冤民？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败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法律的形象，恳求中央高度重视，果断采取措施……”

    最后落款是“上访村一名普通共产党员：黄进安”

    老黄在上访材料里突出三个重点：一是高举中央大旗，二是紧跟形势，三是要“有高度”。用老黄自己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策略”。其实这种“策略”在访民中很普遍，无论内心对中央抱不抱希望，表面上还是要作出“中央政策是好的”这个姿态。

    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的胡同里贴着很多上访材料或者标语口号，其中不少是访民自己的诗词感想，绝大部分都运用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策略。比如一首“反腐倡廉歌”，内容是这样的：

    “举红旗，向前走！

    胡主席率领我们反腐流！

    反复辟，反倒退！

    永远反贪不回头！

    打倒贪污犯！

    批判旧官僚！迎着风浪！

    去战斗……去战斗！

    弱势群众翻了身，翻了身！

    感谢胡主席晴了天！

    晴了天，晴了天……！”

    另一个题目是“宜章法官那双手”：

    “宜章法官那双手，法律丢尽向钱走，颠倒黑白分不清，金银钱财兜里装。宜章法官那双手，一见金钱笑开荣，罪犯可以法外走，裁判文书无理由。宜章法官那双手，糊涂查帐不清楚，一手遮天害人民，冤假错案无法数。宜章法官那双手，瞒上欺下诡计毒，权大压法抛弃党，千年冤家街上流。宜章法官那双手，冤案不让百姓诉，只要贿赂有钱财，得财喜上眉梢头。宜章法官那双手，信访接待踢皮球，百姓痛苦他不理，为民除害一场空。宜章法官那双手，莫明其妙乱判人，人情关系重如山，执法违法向前走。宜章法官那双手，豺狼虎豹你都有，十年冤案无法明，找他明理他打人。宜章法官那双手，法律面前你写清楚，你先判后审何原因，审判庭上有何人。宜章法官那双手，无法无天乱杀人，假如冤案不明白，死在黄泉也不甘心。宜章法官那双手，欺人态势民忧愁，他们办案上酒楼，罪犯逍遥法外走。请求清官看分明，文字写的假还是真，公堂之上摆证据，法律面前无私情。

    请求官人脑清醒：我谭氏本是为百姓，法律法规是国命，为何我宣传法制，你说我是颠人。请求领导你知情，冤牢我坐了六年整，出牢四年没结论，宜章法官无政治人，法律涂改害百姓，党的信誉他败坏，宜章的腐败他承担。

    李万生之妻，代表所有受冤公民强烈要求法律监督机关给予此案加以重视，重新派员深入核实，分清是非，划清责任，纠正这些错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稳定社会治安，经济发展，让国法光照千秋。

    党民心连心，保国杀敌人，高山挡不住，深海也能行，杀不尽的英雄汉，毁不了的法律尊严。

    湖南省宜章黄沙镇大元村 谭晋香”

拿到10万元欠款

    2006年一年有近半年的时间都在北京上访。2007年两会期间，老黄接到当地法院电话，说有10万元钱，让他回去拿。老黄回去了，签了不再进京上访的保障书，领了10万元。法院也没告诉他这10万块钱是谁给的。

    2007年4月20日，老黄再次来到北京。他说，还差他53万工程款。老黄五一前写了一份新材料，反映地方政府非法打压上访的问题。

    2007年5月，老黄回老家了，和一个女士一起回的。他们都是上访者，在上访村相识相知，各自离了婚，走到了一起。老黄说，他还会再来的。

故事之五： 王志祥新的生活

村主任上访

    王志祥是安徽省东北部一个村庄王集村的村委会主任。王集村村民2200多人，因临近微山湖，有大面积河滩地可对外承包，村集体每年大约有20万元的集体收入，在当地还算富裕村。

    因为对外承包地不透明，集体资产被少数人把持，面临新一轮承包的时候，一些村民开始提出异议，王志祥作为复转军人、高中毕业生，受到部分村民拥戴，自2000年开始，王志祥带领村民要求罢免现任村主任。他们多次到县里、市里和省里上访都没有结果。

    2002年6月，王集村迎来新一轮村委会选举。

    这一次选举再也不像以往选举那样无声无息，而是在以现任村书记的侄子和王志祥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王集村大队部四周的院墙、街道的电线杆上贴满了竞选传单，当然，也有攻击对方的。王志祥主张立即组成理财小组清理财务，落实法律规定，而对方认为王志祥要搞乱全村，别有用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农村不稳定的祸根。

    选举的前夜，王志祥家院子里玻璃被人扔了砖头，砸碎了几块玻璃。

    2002年6月20日，王集村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选举。尽管气氛紧张，村民们还是热情空前高涨。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当场开始计票，当晚计票结束，王志祥得到了近60%的选票。一个星期以后，镇党委宣布王志祥当选村委会主任。

    选举结束了，王志祥拿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准备大干一场。他请示镇党委政府，要求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健全村委会下属组织和建章立制。可是，镇领导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多请示村支部。

    在多次跑镇里交涉之后，领导终于同意召开两委联席会议。会上，党支部书记坚持原来的理财小组长、村会计等原班人马不动。王志祥不同意，认为应该按照换届选举方案和有关文件办理。双方发生口角，几乎动起手来，两委会议不欢而散。

    王志祥打算召开村民大会解决冲突，但镇领导不同意。王志祥到县里上访，举报村支部书记经济问题，双方关系越来越僵。

    到2002年底，王志祥的村委会工作没有任何进展，不仅清账没能进行，连村委会印章都在老会计手里，新的村委会不能做主。而且，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2003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王志祥家的房子被人纵火烧毁，幸亏当时家人跑得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王志祥房屋被焚事件在县公安局立了案，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王志祥上访事由又增加了一条，要求上级公安机关认真调查破案。他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案件，案件并不复杂，但由于村支部书记阻挠，导致一直没有结果。

    2003年两会前夕，王志祥开始到北京上访。他跑了中纪委、全国人大、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几乎所有跟上访有关的部门，最终拿到了公安部的关于房屋被焚案件的信访函交给地方公安机关，三个月以后，案件仍然没有进展，王志祥再次来到北京。渐渐地，他成了老上访户，一年对次来北京，成为地方政府紧盯的对象。

    2004年国庆节前夕，他和众多的访民一起冲向国旗下跪，被地方政府强制接回，拘留了15天。

部分赔偿

    2005年4月29日上午，王志祥接到地方接访官员的电话，希望跟他谈谈。王志祥说，总是骗人，没什么好谈的。过一会儿，电话再次打过来，对方提出明确的条件，说政府可以赔偿3万元。

    王志祥犹豫了。就在前两天，他还听一个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老乡说，当地政府准备劳教他，手续都办好了。到底要不要和接访人员见面？

    王志祥清楚知道他面临的危险。他不愿意放弃，但上访这条路看不到希望。他找几个朋友征询意见。小崔曾经是老访民，现在是另一个院子的房东，是上访村的“元老”之一。小崔帮王志祥拿定主意，去见他们，“三万块钱，拿了再说”。

    中午时分，王志祥下定决心，去了侨园饭店。

    2005年4月29日被地方政府接回，让他选择：一个是拿3万元停访息诉，一个是劳动教养一年。他选择了前者，领了3万元钱，签了保证书“永不再上访”。

    王志祥的村民自治梦不了了之，2006年他离开家乡，到苏北某县承包土地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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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王永前，黄海燕：《国家信访局局长：80%上访有道理》，载《半月谈》2003年11月20日。